一个下午，我趁公干之隙畅游了早想一见的外滩，为了回去有向同事们炫耀的资本，我就面向黄浦江留了个影，身后都是些具有上海元素的标志性建筑，最后影像较虚的就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上海大厦。

　　1969年12月，正值“文革”期间，我所在的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胡家峪矿也受到冲击，我受矿革委会的派遣，携带着经纬仪、水准仪等精密测量仪器，到心仪已久的大都市上海进行维修。一个下午，我趁公干之隙畅游了早想一见的外滩，为了回去有向同事们炫耀的资本，我就面向黄浦江留了个影，身后都是些具有上海元素的标志性建筑，最后影像较虚的就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上海大厦。

　　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能够去一趟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该是多么光荣和难得的一件事情。记得临走之前，亲朋好友来了一屋子，我和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分头记着他们要买的东西，并耐心地听着他们的叮嘱，唯恐我一时精神溜号漏掉了谁。这种场面是那时候一道常见的风景，只要听说谁将出差去上海、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无论相识不相识，都要亲自敲门入户，或者求与之相熟的人替自己传话捎买东西。因为在物品奇缺的年代，越是像我们矿山这样的小地方，就越是难以买到一些虽非生活必需品但又是居家过日子离不开的紧俏商品，比如尼龙、的确良服装、时髦花布、皮鞋、奶粉、糕点之类，那次我从上海返矿时就背回5大提包东西，到家分发时，屋子里顿时成了个小百货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笑。

　　趁大家来取东西时，我不失时机地就将这张照片拿出来显摆，他们都很羡慕，啧啧称赞，我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心里却美滋滋的。